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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明斯与中国学者谈:反思美国地区研究


原标题:卡明斯与中国学者谈:反思美国地区研究

  2017年9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期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反思美国地区研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教授作主旨发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新闻传播学院王洪喆助理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刘海方副教授、雷少华助理教授参与对谈。

卡明斯与他的冷战研究

卡明斯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东亚史、朝鲜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专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古斯塔夫和安·斯威夫特(Gustavus F. and Ann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前历史学系主任。他于1999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其著作《朝鲜战争的起源》第一卷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图书奖,第二卷获美国国际研究学会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图书奖。此外,他还担任《剑桥朝鲜史》主编,并多次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民族报》(the Nation)、《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等期刊杂志发表文章。

布鲁斯·卡明斯在座谈中

卡明斯教授曾发表两篇有关美国区域研究的文章,并在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反响,成为“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的发起人之一。这两篇论文分别是《边界位移》(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1997)和《咬那只喂你的手》(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 “Intelligence 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2004)。

卡明斯教授坦言,撰写这两篇文章原因有三:一是受“愤怒”和“抗拒”两种情绪的驱动,其意图在于批判政府权力对学术的伤害;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以往学者们忽略的有关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支持地区研究的证据;三是因为他的几位家庭成员都曾与中情局发生关联。

卡明斯教授的父亲从芝加哥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任教,在那里结识了很多与中央情报局(CIA)相关的人物。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其父即加入中情局。卡明斯那时只有8岁,正在上小学三年级,但他至今犹记父亲与朋友的谈话。(因为工作保密的需要,其父的交往范围几乎仅限于中情局内部)。卡明斯谈到,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中情局的成员并非都是保守派、右翼人士,其中不乏政治自由派。在1950年代初期,不少学者加入中情局是为了躲避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卡明斯的父亲在中情局工作仅一年,而他的姑姑在二战时加入了中情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直到1970年退休。

卡明斯教授解释了两种“愤怒”情绪。其一是1960年代末期,美国的激进杂志“壁垒”(Ramparts Magazine)曝光了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全国学生协会(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长期受到中情局的资助。一时间舆论哗然,不少人表示愤怒难忍。然而大部分人并非气愤于中情局的资助活动,而是纷纷指责消息曝光者(leakers)。冷战初期,在学者中间形成了冷战自由主义(Cold War Liberalism)的意识,希望动员所有力量、采取一切手段以对抗共产主义,大家对于中情局的资助都心照不宣。对这些人来说,消息泄露不仅损害了个人和组织的声誉,而且还破坏了在冷战共识基础上建立起的学术与政治的合作秩序。第二种愤怒是由以卡明斯为代表的“冷战社会科学”批判者所引发的。卡明斯曾经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下属多个委员会(committee)的成员,他于1990年代看到了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ley)的档案,发现SSRC的许多区域研究计划与中情局存在密切关联,萌发了公诸于世的决心,于是写成《边界位移》。这篇文章为卡明斯招致了很多敌人,但是大多数人虽然恼怒,却无法反驳。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于1990年代中期为中情局工作,他回应卡明斯教授称,为中情局工作是个人的自由,他人无权指责和干涉。实际上很多人都隐瞒了在中情局的工作经历,就连莫斯利的女儿都惊讶于父亲曾为中情局工作,去信询问。大多数曾与情报机构和军方有过瓜葛的个人和机构都对这种事矢口否认,但是实际上知情人并不在少数。比如,《中国季刊》的创刊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声称对《中国季刊》秘密接受中情局资助毫不知情,但是实际上他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即是受中情局资助的作品之一。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学者加入情报部门,要受到诸多限制和妨碍。首先,必须通过安全审查测试,其中涉及到了性取向、家庭成员关系等诸多隐私问题,尤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测试为甚,学者尊严难存。另一方面,学者必须签订保密协议,与情报相关的研究内容不能自行发表,需通过中情局的审查。另外中情局还会以“情报机密”的理由,任意删减发表物内容,而不做明确解释。卡明斯直言,在安全审查(security clearance)之前,学者甚至不能在课堂上自由讲授。

在卡明斯看来,身为专家会面对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成为职业学者,在大学进行纯粹学术研究;二是为国家服务,专心在情报部门和政府工作。二者本身都没有问题,但一身不可兼此两任。卡明斯称自己对中情局并不心存偏见。他虽然自小决定终生不为中情局工作,但是他不会介意与中情局人员交往,也不会排斥他们参加学术会议;他甚至也会到中情局的团体、部门发表演讲;他也没有阻拦儿子加入中情局。不过卡明斯戏称,在美国大学中,特别是华盛顿附近的大学,很多学者都是往返于大学和情报机构之间,而这正是华盛顿周围没有顶尖大学的原因之一。

卡明斯起初并未特别留意大学与情报部门的关系。在研究朝鲜战争时,他偶然接触到了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的档案,显示了在1940年代外国和区域研究与情报机构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多诺万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创建者。他也注意到乔治·凯南、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等人的经历。在此,卡明斯教授结合了戴维斯的经历,讲述了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区域研究的影响。戴维斯在1943年和1944年之间预言中共会赢得内战,劝诫美国政府应该认清形式。卡明斯教授认为这只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和推测,但是戴维斯却因此在1950年代初深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丢掉了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远走秘鲁以经营家具为生,很多年后才返回美国。麦卡锡主义对区域研究,特别是现代中国研究的破坏是空前,费正清等人也难逃影响。甚至直到1968年卡明斯到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越战研究,很多教授还心有余悸,劝诫卡明斯要小心谨慎。

地区研究和情报机构的关系极为复杂。多诺万档案中有些文件特别强调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区域研究的发展,以免引人怀疑区域研究知识充当“情报代理商”,还反复强调区域研究应该公正客观,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然而在给多诺万的信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克林顿·伯纳德(Clinton Barnard)却写道:“大学的当务之急是要为政府承担情报职能”。

美国的地区研究

进而,卡明斯教授对“区域研究”的概念内涵和起源做了简单介绍。他风趣地说,区域研究的创建,使得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内获得“伸展腿脚的地儿”(elbowroom),也就是说在学术体系内建立了制度性身份。他谈到在1945年,美国大学的历史系是由美国史研究主导,其次是欧洲史,但是不包括东欧。他指出当时芝加哥大学有很多波兰学者,但是却没有波兰史研究。对于中国、印度等非西方的“伟大文明”的研究都是东方学、汉学名目之下,专注于古代思想(比如儒学、佛教)、古文字、语文学(philology)等内容。对东亚,汉学家是主导力量,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研究往往从属于这个范畴。但是汉学家却无法解释现代中国的很多问题,比如中国的革命、共产主义等等。在他们眼中,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是截然对立的。美国学界曾经集中讨论过“中国、韩国为什么没有像日本快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汉学家一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阻碍作用。但是在卡明斯看来,中日韩三国在传统上的差异性,并未直接导致三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殊途命运。中国、韩国在197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也证明了他的看法。而且汉学家大多只会阅读文献,而不能讲汉语。他指出在区域研究发展过程中,语言教学有了巨大转变,听说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从而使学者们有能力从事田野调查。

卡明斯补充说,现代中国研究在冷战初期受到政治影响而以1949年为线分隔,研究前1949年中国的学者大多在历史学系,现代中国研究者多是在社会科学系科。相对于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者,历史学家与中情局的联系要少得多。

在战后大学推进区域研究的浪潮中,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于1962年迎来了第一位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何炳棣教授(当然还有此前来到政治学系的邹谠)。时至今日,芝大历史学系内拥有五位研究现代中国的教员,中国历史领域也已完全成为芝大历史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炳棣

卡明斯教授也谈及区域研究因为所谓“理论化程度低”而遭受歧视和偏见。1980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学,计量方法和理性选择理论正流行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界,在这些学科内部,对某一区域研究专家来说,除非他能证明自己具有理论水平或精通数字统计,否则很难被同行们认同。学者必须首先通晓理论,才能顺利某得教职;区域知识只是锦上添花,所以很多区域研究者都是移民或者外来学者。区域研究在经济学鲜有存在,直到几年前芝大才有了研究非西方世界经济史的学者。很少有学者能够从区域研究中建构理论体系,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是其中罕有的人物。

最后,卡明斯教授也肯定了情报机构的积极作用。受到美国“小政府”传统的限制,冷战初期美国国会无法直接支持高等教育发展,联邦的资金是通过中情局和基金会等机构流向大学。1957年,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号人造卫星,作为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国会于次年通过《国防教育法》(NDEA),该法案第六款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将资助拉美研究、非洲研究等“语言与区域研究”项目。

座谈与讨论

在卡明斯教授风趣且掌故丰富的引言之后,几位参会的嘉宾学者分别结合自身学术工作发表感想。

牛可教授认为,卡明斯教授此次发言,较其已发表的两篇区域研究的文章似乎更加复杂、平衡和丰富,他对此表示赞赏。牛可认为卡明斯教授的个人经历丰富、精彩,并建议他撰写回忆录或自传。卡明斯教授回应,写这两篇文章是出于学术辩论的目的,在于揭露未为人知的事实,所以没有详细阐述区域研究建立、发展的过程。

昝涛教授分享了他本人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系访问期间的见闻。两年间,他逐渐了解到该系具有国防研究的相关背景——该系最早是为二战中军队专门的语言训练项目(ASTP)而设立的,且在冷战期间曾为情报部门培训中亚语言和外交人员,财力一度十分雄厚。旁听乌兹别克斯坦语时,他认识了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在学期中突然消失,后来得知这位同学已经被情报部门雇佣,可能被派遣到阿富汗。卡明斯教授硕士也恰好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他认为《国防教育法案》资助分配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国会印第安纳州的议员为印第安纳大学争取了大批资金。区域研究没有过分集中于哈佛大学等少数私立学府,包括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威斯康星在内的一些州立大学都获得了资助。由于冷战期间中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相关的区域研究也享有颇为重要的地位;随着冷战结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成为独立民族国家,中亚研究的重要也进一步提升。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时,中情局内就曾雇有一位操阿富汗官方语言(即普什图语)的雇员。

牛可认为,根据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其他机构创建地区研究的相关档案文献所示,美国地区研究的创建和发展并不能仅仅通过“冷战社会科学”的单一模式来解释。在情报部门和国家资助、引导、控制区域研究之外,推动区域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群体有着明确的学术和文化思考,有超越政策效用的更高高远的目标;他们具有对“跨文化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追求,致力于削弱美国的“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应当予以承认和赞赏。在1960年代中期卡米洛特计划(Camelot Project)被曝光后,很多人都耻于为中情局工作。有些学者在与政府和情报机构合作的过程中,也起到对冷战政治予以缓冲的作用。比如大卫·恩格曼(David Engerman)认为莫斯利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等第一代苏联学研究者认为苏联是一个稳定的工业社会,得到民众广泛、深厚的支持,远未到达崩溃的边缘,从而有助于削弱美国进攻苏联的意图,使得冷战保持在“冷”状态(keep the cold war cold)而避免全面“热战”后果。卡明斯教授对此表示同意,他说,一方面在中情局中有很多自由派,另一方面,很多地区研究学者对政治没有直接的兴趣,他们只是希望运用知识改善社会状况,比如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是为墨西哥农民的福祉才参与制订美国对外政策。

雷少华助理教授在评议环节首先回忆了在犹他大学学习的经历。他想起中情局很喜欢到犹他州招募摩门教徒(因为摩门教徒生活自律,而且热心为国服务、忠于国家)。他认为一方面中情局的声誉不佳,被认为经常暗中颠覆外国政权;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需要通过中情局了解世界的真实状况,并据此制订政策。所以似乎应该区分中情局资金的用途,到底是用于学术还是政治,用于宣传抑或区域研究。卡明斯教授承认应该考虑资金具体的使用状况,不应一概而论。因为1940、1950年代中情局是国会资助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后来国会考虑到中情局的声誉,也会通过其他机构注入资金。他也认为摩门教徒在情报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个摩门教徒必须到外国进行两年的传教(他讲到在和平队工作时,就曾遇到摩门教徒在韩国传教),需要快速学习当地语言,故而他们语言能力往往有过人之处;而且他们的思想较为保守,固守对美国国家的忠诚,所以中情局非常喜欢雇佣摩门教徒。接下来,卡明斯提到美国宣传系统非常复杂,中情局似乎并不需要大学承担具体的宣传任务。但是他们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理论,优化宣传方法,提升宣传效果,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另外还会资助研究共产党宣传、精神统治的手段。比如在1957年中情局曾资助研究如何开展对朝鲜的宣传,以改善朝鲜人对美国人的印象。不过卡明斯教授开玩笑说这是很糟糕的研究项目,美国轰炸、屠杀朝鲜人过于残忍,本就不能指望朝鲜人短时间内改变看法。中情局还会资助学者前往外国进行田野调查。然而当学者的“间谍”身份暴露,不仅会遭到驱逐、禁入(比如1960年代在印度调查的学者曾被驱逐出境)甚至面临生命危险,还会影响学者群体的整体声誉,影响正常的学术活动。卡明斯回忆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时,领导者就曾反复告诫成员不要和中情局接触,以免影响集体活动。

雷少华教授接着提问,应该如何正确评估和使用近年来解密的中情局档案。他提到包括亨廷顿在内的很多比较政治学家都使用了中情局档案,但是中情局档案的很多统计数字都与官方有着较大出入。卡明斯教授首先解释他文章所用的档案材料已经被中情局解密,并非是秘密的资料。他同意中情局的记录可能会存在偏差,比如中情局估计朝鲜1990年代大约有200万人死于饥荒,但是几年前某人口统计学家却反驳说只有60万。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学者应该对照、综合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他举例说在朝鲜战争爆发时,除美国中情局之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大约15个情报机构同时关注战争的走向,此外还有很多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

刘海方教授首先表达了对卡明斯教授的敬佩之情,赞扬他为学生树立了榜样,热心帮助学生制订人生规划。她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美国的区域研究兴起和发展于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受到冷战的深刻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评价这一时期的学者和学术成果?第二,美国对于区域研究的资助是否存在优先顺序,非洲研究大概出于何种地位?假如美国在某一地区没有太多现实的国家利益,那么美国是否还会资助这一区域的相关研究?卡明斯教授首先肯定美国的区域研究是因国家利益而兴起,而且的确存在着优先次序。在冷战时期,苏联研究最为重要,其次是中国、东欧研究。朝鲜研究也比较重要,福特基金会在1960年代资助建立了6个朝鲜研究中心。优先次序也会随着国家利益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在越战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时期,国家也会加强相应地区的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非洲的介入大多是小型战争,比如1980年代中期安哥拉的冲突。非洲在美国大学一般被视作一个整体的学术研究对象,比如芝大历史系就有一个非洲史学者(历史系曾经试图招募更多的非洲研究学者,但是考虑到临近的西北大学已经发展起了较为完备的非洲研究,计划最终作罢)。非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殖民时代的痕迹,比如法国主要研究前法国殖民地,荷兰研究南非等等。这主要是因为非洲国家书写文字的历史都比较短,档案资料大多是由前宗主国的文字记录。近年来,非洲因为反恐战争而变得越发重要。恐怖主义代替前苏联,成为美国新的敌人。

王洪喆教授注意到,卡明斯教授的两篇论文分别作于“9.11”事件前后,他想了解卡明斯教授对区域研究的看法是否受到“9.11”的影响。卡明斯坦言,他曾在“9.11”之后对该事件作出评论并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出版,但当时所做的一些分析判断——例如预言类似恐怖袭击不太可能继续发生、不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放弃生命而发动自杀袭击等等——时至今日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9.11”式的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活动的确没有再次发生,恐怖主义也没有在美国以基层组织形式落地生根。他认为,相比于珍珠港事件,“9.11”对于美国的影响并不具有彻底转变的性质,只是强化了原先既已存在的种种趋势。但对于学术界而言,“9.11”可称得上一份巨大的“礼物”,它为新的政策研究赢取了大量资金,也使得学者与情报部门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密切。比如,两个心理学家曾经得到了800万美元的资助,以研究如何审讯恐怖分子。不过美国针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学者生搬硬套现有理论。比如某学者对于阿富汗具体情况了解不多,但是却利用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研究遏制塔利班的乡村势力,指导中情局工作,并撰文发表于纽约客(New Yorker)。事实也证明,他的理论并没有成功遏制塔利班势力。后来他还曾撰写过非洲方面的著作,遭到了非洲区域研究者的批评。

王洪喆认为,区域研究在社会科学和非西方世界知识方面构架起了桥梁,但是也加深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对立,美国政府资助区域研究以对抗共产主义。这也影响到了欧洲,比如布罗代尔曾经接受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并在拉扎斯菲尔德(曾担任福特基金会的顾问)的帮助下在巴黎发展区域研究。他认冷战社会科学的创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为对抗共产主义,了解甚至学习敌人,以赢得在文化和经济上的战争;其二是军-工-学复合体的作用。在他看来,是否认同冷战自由主义决定了学者是否会接受中情局资助。除此之外,区域研究也受到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两篇论文的结尾,卡明斯教授都提到在经历了1960年代的激荡(ferment)之后,1970年代成为社会科学兴旺发展时期。同时,世界很多区域也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都要求全新的国际交往标准和国际秩序。但是1970年代仅仅是为进步力量提供了短暂的机会,接踵而来的却是反动派别的机会。1984年,共和党人金里奇(Newt Gingrich)写了《机会之窗:未来的蓝图》(Window of Opportunity: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一书,而也正是他在同期建议国会削减了区域研究的开支。同时冷战之后,意识形态之争有所减缓,区域间的界限也渐趋模糊,世界市场、区域协作不断加强,很多人质疑区域研究的存在意义。卡明斯在《边界位移》的文章中提到了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建议:取消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政治经济学”之下进行重组。在20世纪这些曾经的历史条件都已经衰落的当下,区域研究应该如何面对诸多超国家、跨地区的全球性因素,如何重新认识国家在社会科学组织中的角色,如何保持区域研究的政治经济基础和领域活力?卡明斯教授基本认同上述观点,他解释说1970年代的确是非常有趣的时期,出现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等,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等次级学科也逐渐兴起。但是里根的上台和“自由市场”理论的复兴打破了这一局面,学生们也似乎厌倦了1970年代的种种学说;理性选择理论、定量研究和模型建构法大受欢迎,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

牛可还就区域研究在大学内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情况提问:芝加哥大学的区域研究是否具全校性的组织架构,或者只是呈现为各自分散的聚落(tribes)?卡明斯教授回应说,芝加哥大学学术风格趋向保守,院系组织比较坚固,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历来不易获得专属的组织平台,譬如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种族研究(Race Studies)都花了很长时间才立稳脚跟。美国大部分学校的区域研究都是以区域研究中心或项目的形式发展起来,然而芝大没有专门的区域研究中心,虽然也有韩国研究等项目,但是区域研究的发展通常都在常规系科内部进行,而各系也往往不易争取到设立区域研究教席的权利;比如先前历史系只有一个现代中国研究的教席,后来是因为芝大校长到中国访问,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才设立了第二个教席。芝大有专门的东亚研究系——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Civilizations),但是较为偏重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譬如研究中国文学、日本电影等主题。哈佛与芝大的情况有所不同,东亚史学者都是在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而哈佛历史系依旧由美国、西欧历史研究主导。芝大也有国际问题研究项目,但是一般不采取设立研究中心的形式,只会雇佣行政人员而没有单独的教职。他表示,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区域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政治学系也在比较政治学下为区域研究提供教职;但在人类学系、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注重理论化的趋势导致区域研究被抵制甚至排斥。

最后,牛可追问区域研究是否正在受到实证主义学术文化的削弱和制约。卡明斯教授认为实证主义在20世纪末都有着极大影响,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区域研究面临着身份认同和教职危机。但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理论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美国的年轻学者透过这些法国思想家的理论,超越了社会科学的局限,开始研究人文学科的理论。在芝大就有很多来自中国、韩国、印度的留学生,他们本身就掌握了本国的语言和文化,所以对理论研究特别感兴趣。其中很多人因为在理论上的创见,而被英语系、艺术史等人文学院录用,这在之前是很难想象的。时至今日,区域研究正在呈现越发多样化的面貌,诸如音乐人类学(比如哈佛大学的学者正在研究韩国慰安独特的吟唱形式,借此去了解慰安妇的生活和人生)等新兴领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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